狡诈的权术，如此“玩弄无辜”

“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曹操这句名言成为卑鄙者共有的通行证，他政治上的机谋运筹，同样具有草菅人命的劣迹。这就看出来政治家的个人私利高于一切，而标榜爱民如子的君主们，则把普通人的生命和幸福视为草芥。《韩非子·说难》中写道：龙喉下有“逆鳞”，“若有人婴之者，则必杀人。”不听话，和君王唱对台戏，自然也是“婴鳞”，杀人是帝王将相嘴唇稍微一动的小事情。中国民间早有“慈不掌兵，善不理财”的谚语。以无辜性命为筹码，杀罚决断，虽说冷酷，却是这个行当的游戏规则。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什么叫“刍狗”，说白了就是“垫背的玩具”、“权谋的炮灰”。

另外一条有关曾国藩的记载更令人震惊，摘自近代文人易宗夔的笔记《新世说》：

曾国藩做武官的时候，喜欢吃完午饭和幕僚下几盘棋。一天，忽然有一位告密者前来打小报告，说某某将领要叛变了。这可是非同小可，显然，告密者没有说谎，他就属于那位即将叛变的军官管辖，肯定非常了解内情。但是，老奸巨滑的曾国藩并没有奖赏告密者，而是愤怒地斥责他“诬陷上司，理当问斩。”他一句话，要了来人的小命儿，自己却从容安详地下棋。时间不大，那位被告发的军官前来致谢。曾国藩立刻脸色大变，命令左右立刻把来将斩首。周围的幕僚们非常不理解，为那位倒霉的将领求情。曾国藩一笑，说：“各位先生不了解实情，刚才告密者讲的是实话。尽管我知道他非常忠诚，但是，还得演一出苦肉计诱骗叛将自投罗网。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少流血，使用一招缓兵之计，不得不借告密者一颗人头啊。”

您瞧！又多了两个老谋深算的牺牲品。曾国藩借告密者的脑袋布陷阱，虽超越常理，却增加了胜算。政治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对主子忠贞与否并非决定取舍的惟一理由，即使抱粗腿、表忠心也难逃被戏耍的厄运。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知道作官的厉害，她对记者说：“做文人，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他的‘刀’是笔。做政务官，手中掌握权力，是不能轻易‘拔刀’的，因为他的‘刀’可能见血。有权力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验自己。文人利用快意恩仇；官，却必须忍辱负重。拿文人的放荡不羁来作官，是不负责任的。要放荡不羁就不要作官。”好听的话都让她说了，遗憾——到底是文人天真的思维方式。龙应台台北市“文化局长”的官位没能让她熟悉权力运作的规律，反而加剧了她“快意恩仇”的文人气。官员可以避免放荡不羁的威仪，却不可能遵循忍辱负重的法则，与其说官员驾御权力，还不如说权力役使官员。在政治权力的名义下，每个人都力不从心、身不由己。培根也做如是说：“居高位者是三重的奴仆：君主或国家的奴仆，声誉的奴仆，事业的奴仆。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人身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支配时间的自由。为谋求权势而失去自由，为求治人之权而失律己之力，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欲望。何况登上高位的道路是艰辛的，历尽辛苦而得到的是更大的辛苦；有时还很卑劣，做尽不光彩的事才能达到光彩的地位……身居高位可以行善，也便于作恶。”狭隘的政治谋略往往是一场疯狂的豪赌，以几十万军队的生命为赌注，以亿万百姓的福祉做筹码，甚至把社会精英送上祭坛。唐朝诗人王建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然残酷。战乱，往往属于人祸。运筹帷幄的人物圈圈点点、发号施令，未必不知千钧一发，人命关天；但是，谋略排布，便要弄人——不是你，就是我；战端一开，必有炮灰——不是少一点，即是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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