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家属又没照护能力怎么办？他们决定这么做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上海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似乎正在降低，相比专业机构更倾向居家养老。对此，市政协委员、上海万里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理事长丁勇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和以前相比，近期我们家庭照护床位的业务量有两到三倍的增长，来咨询的老人和家属也明显更多了。

所谓家庭照护床位，是一种依托有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使老年人在家中就能享受到如同住在养老院般的照护服务。从2019年起，上海首先在中心城区开展家庭照护床位试点，去年全市开设家庭照护床位达1000余张。但多位委员调研后发现，目前老人对家床服务的接受度仍不高，建议丰富完善配套服务、联合医疗资源和机构参与，让老人不出家门也能享受更加专业的照护。

家庭照护给老人更多陪伴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多一分陪伴，少一份愧疚。和记者谈起自己的妻子，72岁的周老伯心情难掩沉重。8年前，妻子确诊为脑萎缩引起的阿尔兹海默症，病程初期，妻子尚有自理能力，但随着病情不断加重，目前已进入病程中期末端，生活能力严重退化，这给周老伯带来了很大的照护压力。

与此同时，妻子正在渐渐遗忘他，这给照护带来了更多难度。她有时叫我小名，有时又完全不认识我，好像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到这，周老伯哽咽了。但在妻子的视角中，家里却多了个陌生人，导致她不敢上厕所，宁可忍着，好不容易被劝进洗手间，却不肯脱裤子。最让周老伯头疼的是洗澡问题，她特别抗拒，只要我帮她脱衣服就哇哇叫，可是夏天哪能不洗澡呢，老人也得有尊严呀。

更让周老伯难过的是，他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阿尔兹海默症的平均生存期为5-10年，这意味着，即使是最理想的情况，留给他和妻子共同度过的时间也不多了，而随着自己老去，他对妻子的照护已越来越力不从心。

今年，一次带妻子去医院复诊的机会，周老伯从医生处了解到上海的家庭照护床位服务。他考虑再三，与机构签订了3个月的服务合同，从8月起，照护人员每天上门2-3小时，同时为其安装了可以监测睡眠等指标的智能床位，一个多月下来，周老伯发现妻子的病情发生了明显改观，在专业照护人员的陪伴下，妻子情绪得到明显改善，洗澡也不再成问题。

配套服务仍有待丰富完善

首要的症结是服务目标人群不够明晰。养老行业人士认为，与普通的家政服务不同，家床服务强调更为专业化、综合化的照护，特别是针对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能提供相对较好的居家养老照护，某种意义上，这也有别于普通的居家养老服务。

但市政协委员、上海金福养老院董事长徐兵调研后发现，目前，家床服务对象大多仍旧是围绕使用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包括部分困难救助老人，与长护险服务也多有重叠，没有真正以中重度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为主，未能体现家庭照护床位为机构养老床位向家庭延伸的真正意义。

记者注意到，目前，全市各区推出的试点中，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服务更集中于老年家政、助餐、代配药等助老服务，专业护理服务相对欠缺。在丁勇看来，家庭照护床位的核心对象应该是那些接近要送入养老院的老人，但同时家属欠缺一些专业服务，不应将其与助餐或助老对象混为一谈。

比如，为老人做饭和给老人喂饭，看似是同一件事，其实完全不同。丁勇解释说，前者属于家政服务，从市场上购买服务并不难，后者则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护理操作，在日本喂饭是要拿听诊器听喉咙的，否则容易把饭喂到肺里，‘家床’服务应当补足类似的专业空缺。

服务不够明晰甚至产生了资源的浪费。调研发现，有些试点地区的家床服务中配有助餐服务，导致老人为了要吃这一餐，不得不在家里安一张用不着的照护床位，这显然与政策的出发点背道而驰。委员们建议，应进一步明确家庭照护床位服务为小规模的、有刚需的、精准化的，以达到一定高龄及失能程度的居家老年人为核心面向，以区别于现有的长护险服务。

除了服务内容，可及性也是影响老人和家属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照护床位不仅仅是一张床的物理概念，而是建立在服务+硬件基础之上的居家机构化，为了模拟机构，家庭照护床位需要配备24小时远程看护体系，通过智能技术识别家庭照护者可能的疏忽，并进行上门服务的投递。根据上海出台的家庭照护床位试点方案，提供家床的专业养老机构，一般需形成15分钟服务半径，才能确保及时响应老人需求。

徐兵坦言，由于各区和机构根据自身服务能力制定服务内容细则，与真正意义上要达到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全天候等待、15分钟快速反应的要求相比仍有一定距离，导致服务机构难敲开老人家门。他建议，应完善资源整合的配置机制，构建基层相关涉老部门以及各方服务主体的激励相容机制，调动服务主体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实现服务终端整合供给。

联合医疗资源机构参与

在家庭照护床位配套的专业服务中，医疗服务往往是最关键的一项。丁勇和团队调研过日本140多家养老机构的服务数据，发现在机构养老的一天24小时服务中，康复及专业医疗护理约占20%，虽然占比不大，但这部分专业需求往往决定了老人生活的质量，起到兜底的作用。

在采访中，一位从事家庭照护服务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上门的专业人员中，离不开护士等医疗角色，负责帮助老人进行药物管理，因为很多老人常年服用精神类药物，需要专业的用药指导。特别是认知障碍老人，必须有医疗支持，除了护士，通常还配备有康复师、精神科医生、营养师等等，进行多学科联合会诊。

一个月前，李阿姨为自己的老伴申请了家庭照护床位服务，她的老伴今年62岁，患有混合型痴呆，发病已10年。此前，李阿姨的老伴在养老机构内住过一周时间，发现并不合适，最后只好住回家。在机构内的护理区，其他老人都卧床，他还有行动能力，不适合住，但生活区都是健康老人，他也不适合住，就很尴尬。

通过家床服务，机构为李阿姨老伴提供医药联合的服务，通过设备进行睡眠监测，收集生命体征数据，并反馈给医院。如果需要复诊，工作人员也会提前把病情整理好交给医生，甚至还能在家提供视频远程会诊服务，以便调整药物，这在疫情期间帮了李阿姨很大的忙。

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医和养的服务资源传统上隶属于不同行政部门，在资源整合方面仍存在现实困难。委员们认为，依托上海推出的家庭病床服务，可以部分弥补老人在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这需要统筹相关的服务资源。

记者注意到，上海从去年底开始开展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明确提出老年人居家医疗护理服务试点，试点医疗机构可通过互联网+、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支持医养结合机构内部医疗机构增设上门巡诊等服务方式，为养老机构内老年人提供便捷、规范的医疗护理服务。

丁勇在调研中发现，在上海的老年医疗机构中，老年护理院占相当高的比例，但由于政策等因素，老年护理院在社区巡诊和家庭病床领域依旧处于缺位状态，建议鼓励有条件且资质合格的老年护理院申请增设社区巡诊和家庭病床服务方式，进一步满足失能失智等老人的医疗需求，同时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压力。

商务广告咨询请添加微信:1292496908